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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王陇德、张艺谋、汪小菲,听他们讲述“我和共和国的故事”

2019-11-08 08:53:33来源:老寨信息门户网

编者的话:“我爱你,中国”不仅仅是一个词,一首歌,也是一个触动心灵的过去和故事。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环球时报》特别采访了各个领域的许多代表人物,请他们讲述“我和共和国的故事”。相关采访视频即将上线,请关注。

前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

前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创新艾滋病防控模式,中国赢得尊重

个人成长的过程与国家密切相关。对个人来说,只有关注国家和人民最重要的需求,研究、讨论和解决国家发展中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个人职业发展才能实现。在我看来,有一项工作非常明显,那就是在我国预防艾滋病。

本世纪初,我国艾滋病疫情相当严重。特别是在中部地区,因为在1990年代有大量有偿献血者,许多人感染了艾滋病。这种疾病开始于8到10年后,许多人开始死亡。2003年,一年之内有十几个甚至几十个人死于一些村庄,造成了巨大的社会恐慌。国际社会也密切关注中国艾滋病的预防和控制。2004年初,我负责疾病控制。当时,我们多次访问河南省,发现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无法确认谁被感染。当时,国家制定了艾滋病防治的“四免一关怀”政策,但这一政策应该向谁实施呢?这是一个重大问题。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找出疫情。因此,我提议查明疫情,拯救生命。在那一年的6月和7月的两个月里,我们登记了280 000名有偿献血者,并对其中250 000人进行了检查,总共发现了23 000多名艾滋病患者。如果我们弄清楚,我们可以给他们预防性的控制测试,并实施“四免一关怀”政策。

一开始,我们的做法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国际社会认为我们严重侵犯了人权。因为国际社会的艾滋病毒/艾滋病检测主要基于自愿检测,允许患者自愿接受检测。但是后来,一些国际组织看到,经过检测,中国的艾滋病预防效果有了很大提高,他们逐渐改变了观念。例如,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在2006年修订了艾滋病检测指南,以鼓励医疗机构将艾滋病检测作为常规项目。在2006年第16届国际艾滋病大会上,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讲话中表示,“中国已经认识到艾滋病疫情的严重性,并开始采取综合措施解决这一问题。中国的行动值得我们尊重。”这一案例表明,我们抓住了关键问题,采取了一些创新模式,而不是按照国际社会过时的观点应对疫情,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这是中国对国际社会的贡献,也是国际社会对我们的认可。

非典期间存在的问题也是重要的疾病控制问题。起初,我们面临着和艾滋病一样的问题——我们不知道谁被感染了。2003年3月,在北京调查后,实际发生了320起案件,但只向我们报告了20多起案件。这相当于当敌人不知道他在哪里时,他怎么能战斗?这与我国原有信息报告系统的落后有很大关系。我们最初的信息报告系统是:当医生发现病人时,他们填写纸质报告卡,通过邮局邮寄到县防疫站。县防疫站将收集报告,一个月后向省级报告,并向省级报告。现在为时已晚,我们如何应对像非典这样的致命传染病?我们能否利用信息高速公路通过网络建设将信息迅速传递到国家层面?事实上,我们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建立了这个网络。从那年4月下旬开始,我们开始采用所有网络报告。医生诊断的信息只花了6个小时就被传送到了国家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那时,我们每天都可以在办公室里看到哪个省发现了病人,是否发现了病人的密切接触者,是否采取了控制措施。到那年5月底,感染者基本上是从被控制病人的密切接触中发现的,切断了传播途径,我们很快就控制了非典疫情。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人健康状况的最大变化是预期寿命从建国初期的35岁提高到现在的77岁。最重要的原因是有效控制传染病。一个国际组织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中国医疗卫生服务的质量和及时性从1990年的第110位上升到2016年的第48位,成为进步最大的国家。这主要反映在我们在控制疫苗可预防的传染病(如白喉、百日咳、破伤风和麻疹)方面基本上得了100分。然而,中国的慢性病控制仍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相关服务和改革需要加快。

一个健康的中国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基础。没有一个健康的国家,什么时候才能实现社会发展?慢性病无法控制,它们能被称为健康的中国吗?这也是我国将卫生置于优先发展战略地位的原因。(张妮采访李思坤)

张艺谋。

张艺谋:对我影响最大的是那年的高考。

我和共和国有太多的故事了。现在回想起来,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改革开放,或者恢复高考。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那时候上电影学校是改变我们一生的机会,但是时代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机会。今天我坐在这里接受媒体采访,好像我是一个角色。事实上,如果你仔细想想,如果我没有恢复高考,我还是咸阳一家纺织厂的工人,早就退休了。恐怕我什么也不是。你不知道你能做什么,你有什么潜力。你怎么知道你会成为导演?因此,时代非常重要。在我们有创造的可能之前,时代已经给了我们新的生命和新的机会。因此,那一年的高考应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给我印象最深、影响最大的一年。

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北京奥运会已经过去11年了,中国即将举办冬季奥运会。北京是世界上唯一两次举办奥运会的城市,鸟巢也是唯一两次举办奥运会开幕式的地方。这是中国人创造的奇迹。如果我回想2008年奥运会,我仍然对开幕式上的节目、程序和仪式了解很多。我总觉得到处都可以更好。也许创造是无穷无尽的。然而,今天,2008年奥运会的开幕式已经成为经典,并被国际奥委会公认为最无与伦比的开幕式。中国人很难创造这样的成就。我想,让我今天再做一次,对我来说很难达到2008年的感觉。我的心不一样。那时,中国人正在谈论百年奥运的梦想终于来到我家。我听到很多人说,只有56个民族的孩子带着五星红旗涌入体育场。唱《歌唱祖国》的过程让许多人在电视前哭泣。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突然有这样一个机会向世界展示我们的风格和特点。这种感觉非常不同。在那个历史时期,这种感觉是不能重复的。

事实上,一场表演也代表了你的文化、你的姿态和国家发展进程的变化。例如,在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上,许多人对现场表演印象深刻。事实上,它使用矩阵和编程原理,并由许多在下面工作的人演示。十年后,平昌“北京8分钟”冬奥会将由24个机器人在冰雪覆盖的地面上进行。这代表了国家的进步。当现代技术应用于表演时,它将传达这样一个概念。

我应该成为一个更加跨境、更加混杂的中国导演。事实上,这种跨界都是学习,艺术都是相互融合、相互影响的。你的想法、修养的提高以及你对信息和资源的了解将会反映在你的作品中。我一直认为一个人应该生活和学习,而不仅仅是思考自己的电影。什么是电影?电影是人、社会和生活。今天的社会日新月异。我希望我能跟上时代。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票仓。每年都会有国内爆炸性电影,而且会一次又一次地上演。如此大的市场和如此可喜的成就也对电影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拥有更好、更多样化的作品来适应这个市场。(张妮访谈)

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主任汪小菲。

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会长汪小菲:德国机场被捕,让我想起了国家的自尊

我出生于1981年,1990年代出国留学。当时,世界还没有进入互联网时代,很难获得信息。西方国家普遍对中国印象不好,媒体经常戴有色眼镜报道中国。有一件事我记忆犹新,它严重伤害了我的民族自尊心。

那是1999年1月。我还不到17岁。法国学校放假。我回北京看望我的父母。当我回到巴黎时,为了节省500法郎,我没有购买直飞巴黎的航班,而是选择从德国法兰克福机场转机。出乎意料的是,我一到法兰克福机场,就被德国移民局拘留了。他们说我的护照有问题。他们怀疑这是假的,没有听我的解释。他们强迫我被拘留。我向他们抗议:你们西方国家不是最关心人权吗?你为什么强行拘留我?我想找个律师起诉你!结果,两个警察来接我,叫我闭嘴,用言语侮辱我,把我打死。我很震惊。警察怎么能这样说话?后来,他们发现我仍然有一些法律意识,所以他们没有把我关进监狱,把我带到机场一个有海绵墙的密闭空间,就像机场的监狱一样。那时,我真的觉得自己像电影里的一个无家可归的人。

在那里,我目睹了两件事。首先,一名美国人丢失了护照,当地警方热情地帮助他重新签发了证件。其次,当许多日本人通过边境时,警察对他们非常友好。尤其是当他们在免税商店买东西时,德国人会非常注意他们。然而,至少有五六个像我这样的中国人被关了起来。为什么中国人受到如此冷遇?后来,我买了一张电话卡,给妈妈打了电话。她向该地区的中国领事馆寻求帮助。第二天,领事馆派了一名专员去机场营救我们。

2005年,我又去了法国,邀请了最著名的法国设计师来北京为我设计一个项目。这是我在国外学习时甚至不敢想的事情。那一年,我明显感受到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一些富裕的中国人在西方国家有很强的消费能力。他们还在巴黎大大小小的博物馆逗留。这表明,在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中国人民的精神追求也在不断丰富。

也许每个人在短期内没有太大的力量去改变任何事情,但是我坚持一个想法:一个人,一个世界。你的言行是外国人了解中国的窗口。你应该用你的言行来影响和感染你周围的外国人。这也是爱你的国家的最好方式之一。如果每个中国人都这样做,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看法将会发生很大变化。(张妮采访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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